輿論的本質是社會動員,對政權和制度或者發揮鞏固與支持作用,或者產生破壞與反對作用。輿論安全,意味著輿論作用正向、傳播有序、陣地可控。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利益格局快速調整,網絡輿情表現較為活躍,爭論政治化、公開化、全民化的傾向提升。網絡的普及特別是社會化媒體的興起,極大地鼓舞了網民“為民請命”的正義感,在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同時,也出現泛意識形態化炒作的傾向。

此外,輿論場上涉官涉腐等話題,激發了網民對公權力的狹隘想象和偏見陋識,一些民生話題動輒上升到體制層面,輿論場攻防愈發激烈。不過,網絡意識形態正面“亮劍”也成效初顯,主流輿論場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解讀也出現了新氣象。相關部門應增強政治自覺、提高政治站位、強化政治責任,謹防輿論情緒的線上線下聯動,造成一般問題政治化、簡單問題復雜化的激化趨勢。

民生類輿情與公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多重因素的疊加,激發起公眾內心樸素的同情心。泛濫的同情心折射到輿論場上,即體現為對各類訴求的變相縱容,“我弱我有理、你窮你牛逼”成為輿論場之殤。此類問題已經成為社會頑疾,但相關問題的治理需要長期布局、制度完善和公眾信任感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

民生訴求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普通群體(個體)臨時性維權,比如:業主與地產公司糾紛集體維權、農民工討薪維權、教師群體聚集維權等;二是特殊利益群體常態化維權,比如:P2P等涉眾型金融利益受損群體發布煽動性、行動性、聚集性信息,參戰老兵、企業軍轉人員等涉軍群體不時發布動員性信息,企業去產能過程中的人員安置問題引發新的利益群體維權等。

綜合來看,治理時效的長期性與公眾對矛盾訴求的短瞬爆發性難以兼容,且在群體話語權爭奪、社會中下層代入情緒增強、全國熱點帶動等多種因素的聯動下,2019年民生領域的輿情“多點串爆”表現將更明顯。

公共治理輿情中隱藏著的、未公開表達的情緒、態度、立場和意見,應該得到社會管理者足夠重視,否則很容易從網上發酵,最終走向現實社會,由虛擬的網絡輿情發展為現實的矛盾危機。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眾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日益提升,而城市快速發展帶來的負面問題卻不斷凸顯,給市民造成的生活不便和壓力情緒持續累積。在熱點事件的刺激下,城市規劃、交通擁堵、排水系統、公共衛生、環境治理等與民眾公共生活密切相關的話題,勢必會挑起當地民眾的情感共鳴和共識訴求,激起公眾對生活質量和政府作為的不滿,引發輿論對當地政府城市管理能力的拷問。

各地政府應將相關領域的輿情管理前置,對公共領域可能產生發酵的問題,早評估、早判斷、早發現、早應對,及時介入化解網民負面情緒。

教育領域是輿情危機的高發地帶,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教育事關千家萬戶,涉及公眾根本利益,公眾對教育的關注度大幅提高,輿論場關于校園安全、教育制度、地域差異、師風師德、價值觀等話題的爭論一直高燒不退;二是公眾逐漸形成了教育系統的形象壞點,諸如教育貪腐、教育管理和學校管理漏洞百出、師德師風淪喪下滑、育人機制僵化等負面刻板印象逐漸固化。

涉及教育的各種網上言論和事件往往關注度高,易受社會因素影響和利用,具有情緒表達、主題偏激、焦點游移、攻擊體制等傳播特點,如果處理不及時或者處理不當,將會給職能部門、教育機構和教學秩序帶來不利的影響。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輿論越來越顯示出強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影響了司法應有的獨立性。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輿論是否會影響司法,而在于如何影響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司法,以及在移動互聯的大背景下司法機關應當如何抉擇。

實際上,司法輿情與社會戾氣呈伴生關系,這也導致“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做法”等極端言行擁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網民輕則對熱點案件發表觀點,重則對其直接裁判,“輿論綁架司法”的現象時有發生。政治利益與商業利益、公權與私權的博弈,也從現實社會移植到網上,網絡正義在眾生喧囂中變了味。

司法輿情是網絡群體事件的“沃土”,網民在個案中掀起關于階層固化、社會安全以及司法體制等話題的大討論,社會管理者在個案正義和輿論干預中不斷搖擺,進一步傳播了社會悲觀情緒,形成群體極化,也讓民眾對司法公正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機。

近年來,我國的醫患關系日趨緊張,醫患矛盾十分突出,由此引發的醫患沖突也愈演愈烈,暴力傷醫、殺醫,醫鬧等事件時有發生,給醫患雙方帶來巨大傷害。

醫患沖突類輿情有三大特點:一是醫患雙方強弱勢角色互相轉換,患方是診療過程中的弱勢方,但作為“弱者”更容易得到輿論的支持,使公眾站到與醫院相對的立場;二是醫患雙方互信趨于崩塌,在嚴峻的醫患關系和新媒體傳播的大環境下,醫療衛生輿情事件雙方如臨大敵,一句話、一個眼神乃至一個動作,都可能增加猜疑空間,引發不必要的沖突;三是醫患雙方均趨向非正常途徑解決問題,網絡輿論導致話語權失衡,進一步加深公眾對醫方的誤解,患方傾向醫鬧等暴力維權行為,院方傾向巨額賠償等息事寧人方式,醫患雙方均缺少解決問題的意愿和能力。

當前,民眾在各種心理、生活壓力及焦慮狀態下,人身安全已成最基本的生存底線。輿論場不乏諸如“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新鮮空氣和清潔水源已成為奢侈品”等調侃,當這種累積情緒遇到了極端個案,就會爆發為對環保等問題的集中討伐。

近年來,環保類輿情正負面比例均衡,環保部門在環保問題上的持續發力、積極回應處理得到了輿論的普遍認可,向好勢頭逐漸形成。需要注意的是,隨著一些地方大型項目的深入,公眾的鄰避心理、環境訴求、個體利益等問題也會隨之敏感,一旦處理不當,極有可能引發相關領域的輿情熱度,需要政府提前做好輿情的管控引導。

在環保類項目傳言中,地方政府由于種種原因,解讀不能及時跟進,民間先入為主被誤導后,反過來倒逼政府“剛正面”。2019年,環保類輿情熱度不減,核心事實如何定性、責任切割如何劃分,都是考驗地方政府“輿商”的敏感因素。

當前,我們處于媒體格局劇烈變革期。一方面,互聯網環境下自媒體、直播平臺、知識論壇成為重大輿情出現的新發酵源頭,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均在報道形式、發布渠道、新聞載體等方面合作競逐;另一方面,新聞報道已突破了地域限制,這對新聞媒體的融合突破、創新能力、策劃引導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

客觀而言,傳統媒體衰落乃是不爭的趨勢,大批傳媒精英的出走導致編輯團隊青黃不接。在市場利益的追逐下,個別媒體也依然難以擺脫搶時效、標題黨、來源不明等問題。與此同時,網絡直播、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崛起,數量多、范圍廣、監督難、影響大,由于“把關人”角色弱化甚至缺失,往往為了逐利,碰瓷熱點、營銷炒作,成為干擾網絡生態的嚴重隱患。2019年,預測網信部門將加大監管和處罰力度,遏制負面信息發酵,進一步夯實清朗網絡空間的基石。

金融輿情不因特定的事件引發,只是輿情主體基于各自的知識結構和信源渠道,對未來金融趨勢和格局做出自己的判斷,并基于這種預測產生各種觀點、情緒、態度。

金融輿情靜海深流,如果社會管理者對我國社會所處發展階段的特點與問題缺乏深入正確的認識,就有可能被金融輿情的“灰犀牛”假象所迷惑,最終陷入熟視無睹甚至麻木冷漠的應對誤區。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針對金融業運轉中所發生的特定具體事件、突發事件,往往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時效性或突發性。比如:升息、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調整引發輿情波動以及相應的金融市場波動;資本市場的權威信息或謠言傳播引發的輿情波動以及相應的資本市場變化;產品形態、客戶投訴、工作作風等輿情事件對相關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企業產生的負面影響。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我們把突發事件分為四大類: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重大突發事件。這些事件因其爆發性和沖擊性,會在輿論場產生大量的消極、悲傷等情緒,短時間內提升輿論對信息的渴求度。

在突發社會安全事件中,“大道不暢、小道必猖”伴隨著事件的發生、發展、發酵,在自媒體輿論的介入下,輿情往往紛繁交錯,極易形成“情緒洪水”和“雪球效應”,輿情處置的“爭分奪秒”將尤為重要。

此外,隨著極端自然災害天氣發生頻次的增多、全國各地安全生產事故的多發以及突發事件的復雜性,能否滿足公眾多點需求、形成政務聯動的處置合力,這將成為政務輿情應對新的要求和趨勢,也是廣大“閱卷人”考量政府網絡執政能力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