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對暴力犯罪事件的過度報道,并不是一個新問題,然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尤其在面對重大突發危機事件、敏感的惡性公共安全事件,傳統媒體也越來越開始博眼球.這些事件經過多輪發酵和有意放大,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恐慌心理及犯罪分子的效仿.在業界,對于媒體如何正確行使監督權,有非常充分的討論和研究,但是對于媒體過度報道如何監管,探討較少.本文擬結合“杭州7·5公交車縱火事件”,思考突發事件中媒體傳播的專業責任與身份界限的多維制衡. 一、幾起“公交縱火案”的相通之處 （1）從時間上來看,非常接近. 2014年7月5日,杭州發生7路公交車縱火案,造成30多人受傷,其中15人重傷；7月11日在長沙,同樣也是一輛7路公交車被人縱火,因處理及時沒有造成人員傷亡；7月15日,廣州再次發生類似的案件,造成2人當場死亡、32人受傷. （2）從手法上來看,非常相似. 幾起縱火案,犯罪嫌疑人都在密閉運行的公交車上傾倒可燃液體；嫌疑人雖然人生經歷各不相同,但都處于社會底層,因生活、工作不順,或身患疾病,而遷怒他人,報復社會. （3）從報道角度和輿論影響來看,非常類同. 細節、追蹤、故事、煽情,并不斷追尋新的刺激點,由此進入“博眼球”的怪圈和導向偏差的惡性循環. 二、“杭州7·5公交車縱火事件”相關報道的分析與思考 2014年7日5日下午5時,杭州一輛7路公交車途經東坡路與慶春路交叉口時,被人為縱火,造成30多人受傷,其中15人重傷.犯罪嫌疑人就是事故中燒傷最嚴重的包來旭. 1.獵奇追蹤 任何一起公共環境下有意制造的暴力犯罪,犯罪主體的身份和動機,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 為了凸顯自身的迅速反應,得到所謂的一手資源,縱火事件發生后,各家媒體展開了一場新聞角逐. 在得知嫌犯線索之后,浙江、甘肅等全國多家媒體蜂擁沖到其老家和曾經打工的地方,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試圖還原一個極惡之人的原貌,剖析深層次的社會根源.行動之迅速與掌握情況之詳盡,甚過警方.如果不是當天論文范文下達口徑,緊急剎車,這場愈演愈烈的角逐恐怕產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媒體的各種起底、追蹤、線索、揭秘,有細節、有沖突,有戲劇性,讓受眾仿佛看小說聽故事一般,更多滿足人們獵奇的心理,卻削弱了對事件本身的正面態度和引導責任.部分媒體甚至行使論文范文機關的職責,擅自調查了解,而這種調查往往具有片面性,會產生輿論誤導,給警方破案造成不必要的困擾甚至阻礙. 2.博取同情 挖掘新聞人物的家庭背景乃至童年經歷,為其日后的行為尋找一種合理的解釋路徑,這是新聞報道的慣常做法.現代心理學奠基人弗洛伊德認為,童年經歷在人們的人格形成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然而不少媒體在追蹤報道“杭州7·5公交車縱火案”嫌犯時,似乎在極力尋找“可恨之人”的“可憐之處”.中國江蘇網、甘肅網等多家網站報道轉載稱：“包來旭是一個悲劇性人物,令人痛恨也讓人憐憫.他因為家庭困難五年級就輟學,從十幾歲開始就外出打工,一直是個乖孩子.他曾多次到杭州看肺結核,因為不想傳染給大家而辭職.老板和工友對他的印象是：性格內向干活賣力.”而他的母親“幾乎每天都要站在村口盼等兒子回來,沒想到盼了6年,盼來的卻是一個‘害人’的壞消息.” 所有這些煽情式的報道,把受眾的關注點從譴責痛恨轉移到了同情憐憫,試圖喚起人們對底層弱勢群體的惻隱之心,似乎暗含一個邏輯,作惡者本性并不壞,是貧窮扭曲了人性,迫使他走上一條不歸路.更有甚者把問題的根源歸咎于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制度的不合理.① 這種導向上的偏差和扭曲是非常危險的,一方面,給犯罪分子一種錯誤的暗示——通過這種極端的方式報復社會,反而能博取大家的同情,因為輿論已經為他們的行為找好了溫情與人性的理由；另一方面,轉嫁社會矛盾,混淆視聽,漠視公眾生命安全,給社會造成一種錯覺,可恨的不是罪犯,而是制度. 警方在通報中稱,包來旭曾流露出效仿制造惡性事件揚名的念頭.而縱火案發生后的20天不到,杭州又有兩名男子先后揚言對公交車縱火而被警方行政拘留,尋求自我解脫的心理認同和暴力效仿的影響立竿見影. 3.頻繁關聯與過度報道 事件發生后,媒體對論文范文調查消息的及時通報,迅速而有效地壓縮了謠言傳播空間.而輿論的論文范文也就出現在警方確認犯罪嫌疑人身份和公布犯罪細節的之后的7月8日和9日,這兩天的微博傳播分別高達2769條和2963條.② 然而不少媒體并不滿足于警方公布的內容,為了持續跟蹤報道,不斷尋找親歷者、采訪傷者家屬,力圖展現更多的細節：一位親歷者透露的“嫌犯點火前曾詭異地一笑”,成為各大媒體標題,讓人不寒而栗；網絡和電視上,事發現場視頻監控被反復播放,乘客瞬間被大火吞噬的慘狀一次又一次沖擊人們敏感又脆弱的神經；幾起縱火案的相互關聯和頻繁提及,以及對市民坐公交的警惕心理的細節描述等,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上造成并蔓延了恐慌心理.可以佐證這一點的是,一個月之后,杭州一輛公交車因為故障冒煙,車上乘客恐慌逃生,結果導致10多人受傷.不可否認,媒體的種種持續關注和延展性報道,使本該自然回落的事件熱度,被不斷挑起和延續,繼而對大眾造成更廣泛更敏感的心理暗示和影響. 三、媒體的專業身份 公交車縱火案引發的輿論風向和一連串的效仿事件,讓人不禁思考,媒體的專業與界限到底在哪里? 1.什么是媒體的專業 這里有兩個概念：媒介專業主義和新聞專業主義.媒介專業主義是美國政黨報紙解體之后在新聞同行中發展起來的“公共服務”的信念,以公眾利益為目的,以專業知識為基礎,與市場控制與政治控制相區別.而“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職業規范,強調獨立性和客觀性. 2.媒體專業身份的游離和變異 媒體專業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公眾利益為目的,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許多媒體卻把公眾利益等同于公眾興趣. 公眾利益體現在對社會大多數人或社會進步的有利有益；而公眾興趣則表現為大多數人對某些現象或事物預知的心理需求.③ 在“杭州7·5公交車縱火”案件中,公眾興趣顯而易見：事情是怎么發生的?嫌犯是什么樣的人?為什么要這么做?等但報道背后的公眾利益卻往往是被忽視的：暴力效仿對公共安全的影響；過度報道在社會上造成的恐慌；歸咎體制轉嫁社會矛盾的偏差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博眼球并非不好,但是超越專業界限的過度報道,忽視公眾的權益,是一種“自殺式”行為.當媒體一味迎合公眾興趣,有意放大新聞價值中的新鮮、刺激、獵奇、媚俗之時,觀點異化成審判,監督異化成窺探,社會影響被逐漸拋棄,最終將使媒體失去公信力,失去在市場上的立足之本. 尤其在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專業身份的游離和變異被無限擴大,傳統媒體將微信公眾號作為鮮受約束的小號,將傳統媒介上無法展現的大量細節追蹤和圖片,置于論文范文微信微博等新媒體,用博眼球的標題黨、甚至踩界的新聞,來賺取點擊率.目前,傳統媒體的發聲仍舊是主流,在移動網絡時代,被手機綁架的受眾,更容易受這種論文范文微信推送的影響. 四、媒體的專業界限在哪里? 輿論導向有五項基本原則：黨性原則；正面引導原則；真實性原則；分流原則；有度原則.把握媒體專業界限的關鍵是把握度：角度決定議題設置,尺度與節奏決定態度與立場. 美國學者斯蒂芬克在對危機傳播的研究中提出了階段性理論,將危機的發生過程劃分為潛伏期、爆發期、延續期、痊愈期與評估期.重大突發事件的輿論引導沒有固定的模式,要根據每個階段制定相應的輿論導向對策.④ 以公交車縱火案為例,在危機爆發期,媒體應該摒棄對事件的獵奇追蹤,準確研判,將重點放在權威透明的信息發布上,遏制謠言蔓延,同時做好配合和誘導,為救援爭取寶貴時間.在事件的延續期,報道重點應放在正能量的傳播上,弘揚突發事件中凡人善舉的人性光輝,譴責極端暴力行為,正面引導輿論.要盡可能減少對事發視頻的反復播放及傷者家屬的頻繁回憶,避免造成二次傷害與恐慌心理的蔓延.而在事件的痊愈期和評估期,要做的是反思和追問,追問的是公共安全的預防機制和保障措施,普及的是突發應急逃生的常識,給公眾以警示,而應該疏導的是危機事件造成的社會心理壓力.比如央視播出的《杭州公交縱火案還原：乘客缺乏救生知識引關注》,被各大媒體轉發,引起社會輿論的反思. 當這個社會出現問題時,媒體除了勇于揭示真相,還應該在警示公眾的同時給予希望的光芒.⑤ 五、如何把控媒體的專業界限? 媒體的專業主義和權利不能過度延伸和濫用,把控專業界限,要靠媒體的自律和創新,也要靠制度的規范和約束. 1、可以參照政府機構“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建立媒體專業的“界限清單”：明確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極端事件、暴力犯罪事件、自殺事件、涉及學校、醫患矛盾等敏感的負面消息,不得過度報道、渲染和過度解讀. 2、事件發生后,政府與行業主管部門要迅速介入,進行輿情監測和分析,根據事態和輿情的發展,及時做出反應和調整,盡可能避免不良的輿論影響. 3、需要更強有力的監督管理和法律規范.中國人民大學正在研究“新聞傳播立法”,期盼已久的“新聞法治化”有望提上日程.而新聞立法除了保障新聞自由、保護公民權利之外,更應該在媒體的專業界限上做出相應規范.此外,媒體內部要建立自查體系,外部要設置投訴反映渠道,業內建立同行評議、同業評價制度進行定期梳理、評點；當然,主流媒體要成為社會實施對新聞業和新聞從業人員監督的陣地. 4、智慧引導.突發事件中,如何迅速反應又避免過度,兩者的平衡,考驗媒體人的智慧和情懷.首先,要具備人文素養和法治精神,這是媒體人不可或缺的專業能力.人文素養就是要強烈關注人的命運、價值和尊嚴,要有知廉恥、有敬畏、存悲憫,不能突破應有的良知的底線.法治精神,就是要依法規范自己的行為,堅持真實、客觀、公正的報道原則,處理好社會責任與經濟利益的關系.培養人文素養和法治精神,即是培養媒體人的內心自律. 其次,要創新.創新是媒體不斷發展的動力,也是把控專業界限的有效途徑.新聞報道在導向、內容、格調、形式等多方面,要避免刻意的類型化、標簽化和過分的主觀傾向,以公眾利益而非個人興趣,為受眾創造新的關注點和興趣點. 普利策曾說：“新聞事業的最難之處就是既要保持新鮮報道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確和良心的約束,而不是隨心所欲.”⑥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要把輿論環境的塑造作為一種責任,把握專業,看清界限,別用病態的心理去影響社會,別讓輿論成為暴力的幫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