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间不缺位、及时回应舆情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应对舆情岂止一个“快”字，舆情表达语境的不断变化和所呈现出的复杂交织的风险，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使得舆情应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 “互联网化”如今已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方式，技术赋权、传播赋权，意见表达的多元化平台促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驱动的新局面，在三个层面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归”，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舆情语境。 从权威、集中到多元、个性化，“人人都是麦克风”，无论是开放的网络、微博等平台，还是带有半封闭性的点对点人际传播的微信，发声渠道便捷通畅，话语权回归公众。 之前多以政府和媒体主导监督，如今，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已经形成。发生在18年1月23日的“郑州城管撤梯”事件，涉事单位自1月26日至2月4日共回应了5次，而每次回应之后却都掀起了新的舆情升温，以致于事件持续发酵。公众从中所表现出来的监督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新媒介语境下，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常常被自下而上的“倒逼”取代，主流舆论的优势不再突出，网络平台占据议程设置的“先机”，轰动效应和放大作用显著。 如“严书记女儿”事件，因网上流传的一组微信群聊截图而起，形成“严春风舆情”，最终结果是严春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起影响面较大的舆情事件，议题设置来自公众，发酵于网络，主流媒体互补传播，相关部门出面，最终形成实质结果。 舆情语境因三个“回归”而呈现出三个新变化： 不仅舆情的触发点增多，而且参与者不再仅仅局限于舆情事件的利益相关者，为数众多的利益不相关的公众，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围观”，纷纷议论是“晴”好还是“阴”好，影响舆情走势。与此同时，“泛意识形态化”趋势时有出现。 网上“声音”分散而又集聚，且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众说纷纭中又有“网上此刻最大声音”，并常常以批评监督为主，且伴有较强的情绪化，易调动公众，导致出现集体情绪的表达宣泄大于对事件真相的渴望，诉求表达往往表现出只论情绪不问真相的情形，甚至以情感主导下的判断和认知勾画事件的真相，表现出“后真相时代”的显著特征。 社会转型发展期，舆情转化为舆情危机的风险加大，这其中既有互联网传播的主要因素，也有“同质舆情唤起”的重要原因。网络传播中，在地舆情常常“溢出”，域外舆情多发“浸入”。曾经发生过的或反复出现的涉及民生、公共利益和安全等领域问题，在相关联或相类似事件发生后，会出现“唤醒”情况，导致舆情再燃，加剧舆情危机风险，并加大社会治理成本。 习近平多次讲过“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掌握互联网环境下的舆情演变规律，尤其是深入了解舆情语境不断涌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是党的领导干部管好用好互联网的基础。面对新变化、新形势，舆情应对需构建新思维、新视角。 舆情演变中的两个“归因”轨迹值得重视：一是，舆情在动态发展中延伸出政治指向性，将事件的结果最终归因于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二是，舆情平息仍主要有赖于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声，否则，“社会信任”便找不到最终落脚点。 由此可见，面对多个舆论场的相互渗透，以及不时出现的“舆情反转”事件，政府部门仍是完成舆情闭环的关键所在。在舆情应对处置中，政府部门要体现“担当”之责，直面公众诉求的勇气和人本精神缺一不可。切实推动问题解决，用及时准确的真相公布来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情绪聚集，提升公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才是真正的舆情引导。 拓宽民意表达渠道，积极拥抱互联网，是近年来政府部门致力耕耘的重点。而在将网上“最大变量”变成“最大正能量”的努力中，不断呈现出的“新表达”也需要舆情应对思维与之调适。互联网“圈层化”“社群化”“群体极化”现象是应把握的主要“新表达”形式。 如今，基于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用户越来越被个人偏好、阅读习惯、网上行为轨迹所左右，在不自觉中被动远离多样化信息，且在各自的圈层、群体中相互反馈、彼此强化个人的观点，甚至偏见，出现了美国学者凯斯·桑坦斯提出的“信息茧房”效应。要从较高站位去思考这种“群体极化现象”带来的社会后果。 从社会治理整体和长期的目的来看，政府与公众是“利益共同体”，不存在断裂，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究其原因，重点是要解决“不在他们的舆论场”的问题，要在社会参与方式和丰富宣传思想文化“载体”和“形式”上下功夫，以消除隔阂和对抗；要真正促成主流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多方融合，进而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网络反腐”的模式之变是可鉴的成功实例：从过去“爆料→介入”的被动模式转向“官方公布→舆论热议”的积极模式，“网络反腐”走向了官方主导的新格局。 新形势下，要充分了解和理解公众的表达诉求，打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善于设置议题，做好舆情的预警预判，有效防范和化解舆情风险，使政府和公众真正建构起网上网下共画最大同心圆的“利益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