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將媒介作為環境予以研究的媒介生態學的觀點,政府對輿論監督的重視、權力調控輿論難度的加大,是提升媒體輿論監督效果的外在生態因子；地方新聞媒體管理體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網絡監督日益彰顯的民眾力量,是提升媒體輿論監督效果的內在生態因子.這表明輿論監督并非進入“弱效果時代”,它將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日益發揮助推器作用 【關鍵詞】媒介生態；輿論監督；權力調控；新聞改革；監督效力 2010年第12期中國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收錄了一篇題為《輿論監督進入“弱效果時代”》的文章,文章稱“輿論監督環境劣變,監督性報道發表前的干擾變本加厲,但報道后的沖擊力也日漸式微”,呼吁通過倡導和培養“新聞職業共同體意識”來改變當下傳播環境,維護媒體共同利益,以顯示整個媒體行業的力量.,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主要功能,包括對政權和政府行為的監督和對社會公眾行為的監督兩方面內容,其形式有媒體的批評報道、讀者來信、新聞調查、新聞評論等,而媒體的批評報道是輿論監督的主要形式.和諧社會離不開和諧的輿論氛圍,輿論監督不但是搭建信息傳受的橋梁,也是推進社會進步的“安全閥”,通過輿論監督可以發現問題并促使問題的解決.現今的輿論監督,是否正如文章所說,進入“弱效果時代”了嗎? 若把媒體看成生態環境,媒介生態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是媒介系統、社會系統和人群,以及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 而“媒介生態學”正是將媒介作為環境的研究.浙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邵培仁如此定義媒介生態學：“用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來探索和揭示人與媒介、社會、自然四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本質和規律的科學.”他認為,媒介生態學是以生態學的觀點來審視媒介的信息傳播與運作,其任務就是“找到保持生態平衡、傳播適度的內在與外在的控制因素——生態因子,測量出傳者或媒介對諸種因素的耐度和適應度”. 本文以媒介生態學的觀點,分析促使媒體開展輿論監督,增強監督實效的內外生態因子,闡明輿論監督并非進入“弱效果時代”, 外在生態因子：政治環境好轉——政府對輿論監督越來越重視 媒介的生存環境包括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技術環境,媒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對周圍環境和條件的各種需要,如受眾資源、媒介政策、傳播制度等.媒介的輿論監督環境,更依賴并得益于政治環境——政府對輿論監督的重視,“善管媒體、善用媒體、善待媒體”,是現今對各級政府執政能力的新考驗,而政府與媒體的良性互動,將很大程度地提升輿論監督的實效. 現在輿論監督已經成為官員了解民生的重要途徑,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意識到了輿論監督對于推進社會論文范文化進程、論文范文倡廉以及推動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有著積極作用.調查性報道“山西黑磚窯事件”曾得到國家主席論文范文的批示：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論文范文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政府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批評,要接受新聞輿論的監督,要習慣于在輿論監督下開展工作.作為論文范文論文范文喉舌,人民日報評論部于2011年6月16日撰文批評地方政府打壓媒體,稱輿情不是敵情,要求各級媒體亟須養成對突發事件的新聞敏感和價值判斷,學會“新聞執政”：人民網成立專門的“輿情頻道”對各級政府的輿情應對進行專題報道與分析；論文范文電視臺輿論監督類欄目《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的公信力與影響力日益凸顯其品牌效應. 政府對輿論監督的重視更表現在系列保障輿論監督的制度的出臺.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促進了媒體監督政府,問責、監督形成了制度.2009年4月13日,論文范文發表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也明確提出要“依法保障新聞記者的采訪權、批評權、評論權、發表權”.黨內輿論監督被寫人論文范文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中,輿論監督還是《中國論文范文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一個重要監督制度.2009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規范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工作,妥善處理法院與媒體的關系．,輿論監督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監督的力度可以得到加大,監督的效果與影響力自然也可以得到提升. 外在生態因子：輿論生態多元——權力調控輿論難度加大 監督性報道發表前的干擾變本加厲,是否意味著現代信息社會里權力調控輿論變得越來越容易? 社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輿論生態.當前中國的輿論生態,包括民間輿論場、傳統媒體輿論場、網絡輿論場、境外輿論場四大輿論場,民間輿論呈現出網絡化生存特點,傳統媒體輿論場呈現出多元化、多樣化特點,網絡輿論場則呈現“倒逼”傳統媒體效應.當前中國屬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高發,造成輿論燃點很低,而輿論一律幾乎不可能,本地輿論監督受壓制,還有異地輿論監督；內地輿論失聲,還有境外輿論喧嘩.內外輿論場互動,使輿論事件多發,輿論調控難度加大.同樣的話題,媒體之問的競爭或呼應又會激活輿論場,引發輿論共振或辯論,以致“小事鬧大,大事鬧炸”. 權力調控輿論難度加大還表現在媒體記者開展輿論監督的途徑的多元化.媒體記者開展輿論監督,平面媒體不行,還有新媒體,如博客、微博和手機信息.不少傳統媒體在自己的新聞網站開通博客頻道,由記者們寫論文范文告知“新聞背后不知道的故事”,如中國網絡電視臺的博客頻道,匯集了論文范文電視臺的名嘴、記者的博客.新媒體為記者們打造了一個更為高效、便捷的輿論監督平臺,以致“即使在輿論約束壓力很大的情況下,傳統媒體也可以有所作為,最大限度地表達社會輿論的真實訴求”. 監督性報道發表前的干擾變本加厲,從另一角度也表明了“權力”們對監督性報道發表后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力的擔憂.輿論生態的多元,信息的多渠道傳播,使輿論一旦失控,場面將無法收拾.“權力”們介入輿論遲緩或干預不當,將“消解改革發展共識,損耗政府‘無形資產’”.監督性報道的監督效力,從一定程度上講并非日漸式微. 內在生態因子：生存壓力驅使——新聞媒體管理體制加快改革步伐 作為一種環境系統,媒介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構成了受眾生態環境,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媒介制度與政策環境,媒介與媒介之間的相互競爭構成了媒介的行業生態環境.地方新聞媒體黨內輿論監督現狀不容樂觀,歸根結底還在于地方新聞媒體的體制問題.地方新聞媒體大都由地方財政養活,領導層又往往由地方黨委任命.行政干預過多導致輿論監督無為,地方新聞媒體開展的輿論監督往往根據黨委或司法部門的定案進行奉命報道,其實質上行使的是偽輿論監督. 而媒體作為一種符號消費,不能游離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媒體格局多元化、媒體競爭國際化,媒介宏觀生存環境的巨變也給其管理體制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其管理思路、管理手段、管理力量等亟待改革.日本《朝日新聞》原主編中馬清福在《報業的活路》一書中,指出現代“報紙的效力”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有益性,即有意思,有用；二是言論性,即有明顯的觀點主張,發揮了監督權力的作用；三是影響性,即對輿論的形成起了作用.從中可見傳媒行使輿論監督對提高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性.媒體的最大壓力是來自生存的壓力,已成為不少傳媒人的共識.現國內新聞媒體大都進行集團化運作,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組建運作實體,并且跨區域出版發行、跨行業投資經營.經濟上的“斷奶”也帶來了經營上的相對獨立,這在都市報等市場化媒體中表現越發明顯.毋庸諱言,隨著媒體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新聞產品的有益性、言論性、影響性不斷提升,批評報道在媒體上更有升溫的趨勢.近年來不少傳統媒體開設了言論版,為公民的輿論表達提供了便利,借此也提升了媒體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當然,國情不同,媒體的政治屬性也不同.論文范文電視臺副臺長孫玉勝認為,我國新聞傳媒并不具備西方傳媒作為第四權力的性征,而是從屬于社會政治體制的“傳播者”、“解讀者”和“引領者”,新聞改革的進程必須與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保持協調與適應.作為新聞媒體,既要記錄歷史,也要對歷史進程產生影響.而媒體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又往往在引導輿論走向中完成. 內在生態因子：傳播渠道拓展——網絡監督彰顯民眾力量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2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我國網民規模已突破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1.8%.網絡傳播的高效快捷,使單一的個人議題得以在短時間內變成社會性議題,而其跨區域性和全球性,又可以使區域性的議題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公共性議題.現有不少影響力較大的社會熱點事件,如天價煙事件、“香艷日記”事件、杭州70碼事件、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等,往往由網絡爆料而引發公眾關注.根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得出的數據,2009年該比例已高達30%.網絡輿論已成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2009年9月貴陽市在全國首次以政府名義推出“網絡新聞發言人”制度. 論文范文總書記認為,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放大器.用于輿論監督的網絡形式,包括博客、播客等個性化網頁,論文范文和MSN等聊天工具,也包括具有網絡功能的PDA等.內容多樣化、傳播渠道多樣化、參與主體多元化,網絡為形成廣泛的輿論監督提供了信息資源和工具上的便利,也促生了更為開放、自由的監督環境.同時,網絡的“多通道屬性增強了監督的實效”. 網絡已沖擊到了主流媒體的生產過程,它不僅改變了傳播格局,也削弱了權力在信息傳播中的掌控能力,“捂蓋子”變得越來越難.2010年被稱為“微博元年”,“圍觀改變世界”是一個響亮的口號.網絡獨立調查人更是網絡監督的新生力量,如公共預算觀察志愿者發起人吳君亮,“促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公開財政預算,推動了行政改革”.政府部門日益重視與網民的在線交流,一些重大制度的出臺,不斷在網絡上征詢網民意見,如個人稅收起征點,就是在尊重網絡民意的基礎上提高到3500元的.在一些社會熱點事件中,網絡民意不斷凱旋,這說明各級領導部門,誰又能無視網絡民意的存在? 結語 “網絡擴散、傳媒報道、網絡熱議、傳媒調控”,網絡監督和傳統媒體相結合,將是未來輿論監督的發展趨勢.傳統媒體的一元格局正在被新媒體的多元格局打破,如網絡廣播電視、手機電視、播客分流了大量的傳統廣電媒體受眾,計算機、手機、PDA、MP3、MP4、MP5等已經成為視聽節目消費方式的主要終端.一些國內媒體在海外市場上市融資,輿論斗爭將更加國際化.監督性報道只是媒體輿論監督的一部分,媒體輿論監督也只是輿論監督的一部分,整個輿論監督的內容,卻要復雜與多元化得多.由監督性報道發表的受擾與影響力來判定輿論監督環境的劣變,其合理性尚待商榷. 輿論監督并非已進入“弱效果時代”.它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將日益發揮助推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