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教育舆情事件综述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武理”）在读研究生陶崇园坠楼身亡，29日其家人在网上控诉导师王攀长期压迫陶崇园，占用学生时间到家中洗衣买饭，逼迫其称自己“爸爸”，阻碍学生继续找工作等行为，导致学生自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微博话题“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事件”阅读量187万，知乎相关问题关注度6万余。事件发生一周后，4月8日，武汉理工大学微博发出正式处理通报，停止王攀教授研究生招生资格，并关闭了该条微博的评论功能，但网民并没有停止对于武汉理工大学以及相关部门的追问。 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和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也发生过性质相似的舆情事件。2017年12月26日，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被发现投河自尽，家人表示，在杨宝德失踪时他们曾联系其导师周某寻求帮助，但并未得到回应。2018年1月8日，杨宝德姐姐发布长微博称杨宝德之死是由于导师周某“奴役”所致，舆论哗然，西安交大相关人士回应此事正在调查中；1月19日，西安交大针对该事件回应称，校方已对周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取消了周某的研究生招生资格。此时据事发已过半月，舆情多质疑和批评。 2018年1月1日，罗茜茜在网上实名举报北航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曾性骚扰自己及其他女大学生。当天北航在官方微博上发表声明，称已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并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1月11日，北航发布对陈小武的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决定撤销其职务和研究生导师资格。网民多给予了正面评价。 武理与西安交大出具正式通报时，网络舆情已呈现强烈的负面倾向，对学校、教授猜疑不断；北航的处理则相对获得了好评。其中，三校的回应时间是影响舆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关于高校教育舆情回应的问题剖析 武理与西安交大在事后半个月的时间内，无任何回应，任由舆论负面化情绪化，引发“涟漪效应”，致使一次单纯的舆情事件演化为对本校乃至全国高校师德师风的信任危机和对于高校导师体制的批判。武理与西交大事件不是个案，说明高校在面对负面舆情事件时，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舆情回应，容易落入被动，进而影响高校形象和口碑。而北航在事发当日即作出表态，并在短时间内给予了符合网民心理预期的处理办法。两相对比，或可剖析高校在面对负面舆情事件时，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的原因。 1.网络舆情传播环境复杂。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的复杂，对于高校舆情事件的回应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低的包容度。网络空间相对于现实环境具有更强的开放性、时效性，舆情传播环境宽松，可容纳观点增多，舆情事件容易引发网民的集中讨论。在武理与西交大事件中，家属在网络上控诉导师使舆情第一次热潮化，而高校的不回应则加速扩大了网民对于高校的负面情绪，迎来了舆情的第二次热潮，尤其是武理事件发生后不久，南京大学快速处理了一位涉嫌性侵的教授沈阳，同类事件双方应对速度对比明显，让武理再度成为舆情焦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快速处理是因为其本身并不是事发所在学校，无需耗时对沈阳是否导致女学生的死亡进行调查取证，只需要尽快弥补自己在聘用教师这个行政层面上的错误即可。网民希望高校第一时间拿出态度，发表声明，而高校在缺失事实信息的情况下无法做出有力回应，双方的矛盾焦点从学生死亡转移到高校的回应速度上，原本正常的调查取证时间在网络环境下被放大为拖延和回避。互联网使事件的传播速度加快，但并不意味着对于真相的调查有所帮助，反而会降低网民对于等待调查结果的耐心和容忍，主观上认为高校的回应“慢”。 2.高校对舆情发展没有充分认知。高校是否会在事发后主动即时地回应网民关切，意味着高校是否理解舆情，这反映出高校对于网络舆情的认知水平。越了解网络舆情生态，对于网络舆情的走向和趋势的预判能力越强，对于舆情主体的呼声的感知越深入，应对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就更高；反之，则主动回应的可能性就越低，即便回应也不能满足舆情主体的需求点，容易拉远自己与舆情主体的距离，使舆情走向脱离控制，失去舆情主体的信任。在舆情主体（即网民）看来，事件没有调查清楚并不是保持沉默的理由，他们往往将是否主动回应和高校的态度相关联，因此高校如果对舆情发展的情况没有一定的认知，会忽视舆情主体的呼声，错过最佳回应时机，从而只能在日后给舆情主体留下被动回应的印象。 3.舆情应对机制运用不成熟。北航在2018年1月1日，即事发当天、法定节假日就对舆情事件作出了第一份回应，这表明北航有着有完善的舆情监测以及对预警机制的熟练应用；而西交大是在事发近半月学生家属发布控诉微博，并引发舆情热潮之后才第一次做出回应；武汉理工则重“堵”而不重“梳”，微博中大部分相关话题无法搜索，转发微博被删除屏蔽，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文章因涉及敏感话题违反规定被删除等。其《情况通报》发布后，评论数量达到三万余时官微禁止继续评论。说明武理在面对负面舆情时，应对简单粗暴，第一时间不作官方回应反而急于封堵言论，引发网民反感心理，也说明其对于舆情应对有误解。舆情应对机制的运用，体现出高校对于负面舆情事件的及时处理能力。即便能够充分地认知和了解网络舆情，缺乏一定的应对能力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网民对武理与西交大的舆情几乎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说明其在舆情应对机制的运用上还不够熟练。 4.事件调查取证时间长。除了以上分析的几点主观因素，武汉理工和西安交大无法快速回应的客观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武理和西安交大的舆情事件焦点集中在学生的死亡原因上，而学生亲属在网络上提供的单方信源并不足以证明学生死亡与涉事教授有直接因果。因此，关于学生死因以及其与相关教授的关系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查取证。在没有掌握充分事实的前提下，高校首先成立专门小组进行调查，不参与舆情争论的做法可以理解。同时，武理与西安交大的舆情事件当事人已经死亡，无法提供最有力的的证明，也为事件的调查以致定性增加了难度；北航能够快速进行回应并做出处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举报人罗茜茜在事前准备了充分证据，包括聊天记录、音频等文件，并联系了多个受到教授性骚扰的大学生提供证据支持，事实调查完备，为高校后续审理提供基础，也节约了时间。因此从客观角度来看，高校回应速度受到事实层面调查时间的制约。 三、高校负面教育舆情应对的建议 1.态度积极，敢于面对。当负面舆情事件发生，高校第一时间不能给予网民准确的结果和处理答复时，不被动等待调查结果，而是主动告知网民处理进度。表明态度比维持沉默更易获得网民的理解和信任，官方的出面有利于遏制负面舆情的传播，尤其是阻止一部分极端主义者在网络中匿名发表煽动言论，加剧舆情偏向。其次，网络空间的开放程度使一味“遮掩”“封堵”只会适得其反，严肃透明的处理才能为高校挽回声誉和形象。负面教育舆情的确暴露出高校在教育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只有主动面对问题、分析问题，才能避免同类事件一犯再犯。直面问题反映出高校处理问题的决心，对于舆情主体的不安、焦虑等负面情绪起到安抚作用，也为社会做出表率。 2.建立舆情常态化监测及模拟应对机制。高校需要重视网络舆情的理论学习，提高对于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教育舆情的认知和了解，并建立全方位多圈层常态化的舆情监测，设立专业部门，聘请专业人士负责舆情互动，主动及时回应舆情主体需求。常态化的舆情监测有利于高校第一时间针对舆情信息进行预判并作出决策，预防舆情事件恶化，及时疏导网民情绪，尤其是化解网络舆情场域的“怨气”。 对于某一学校来说，负面教育舆情事件发生频率并不高，如何应对是对于高校舆情理论学习的“考核”，需要一定的实际运用，避免在负面舆情事件突发时陷入手足无措的状态。高校可以设计特定舆情事件，进行专项模拟应对训练，及时发现舆情应对的漏洞并改进，提高“实战”能力。 3.培养“意见领袖”作为舆情传播窗口。从社会控制论的角度探讨，引导和管理是网络舆情应对的基本策略。管理作为“硬控制”，依赖于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而高校和有关部门则更需要注重引导方式的完善。网络舆情通常以情感诉求为先，且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目前在舆情应对中，常常出现“硬”有余而“软”不足的现象，说明如何引导教育舆情是现阶段的一个缺陷。“意见领袖”是传者与受者的中介，在加工和解释舆情信息，在舆情主体中产生支配和引导方面有积极作用。建立高校的教育舆情传播窗口和品牌，有意识地培养高校及相关部门舆情“意见领袖”，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扩散高校教育舆情的正面形象，是引导舆论的有效措施。 在突发性的舆情事件面前，“意见领袖”首先可代表高校发挥积极回应的作用，做好舆情引导和应对的第一步；在发布官方正式正式声明时，熟悉舆情主体的需求点，耐心解释处理方式和结果；当舆情事件进入平缓期后，注意追踪后续舆情是否出现异化，积极跟进舆情方向，从而协助高校争取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四、总结 高校教育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奠基石，本就被寄予极高的关注和厚望，尤其是一旦发生负面性事件，往往能够引起网络舆情的强烈反响。在网络环境下，高校面对负面舆情事件时，如果缺乏应对经验，可能会处于被动地位。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分析和细化相关案例，借鉴各类媒体环境下应对舆情的有效经验，提高高校对于网络舆情的认知，梳理总结出多种可行的应对路径；另一方面，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作为舆情主体，也需要提高媒介素养，理性看待各类信源，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作为高校方可以有意识地训练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开设相关课程普及相关知识，从而逐步优化全社会成员的理性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