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給近幾年的政法輿情每年設置一個關鍵詞，2013年是“網絡整治”，2014年是“暴恐”，2015年是“以上海外灘踩踏、廣西柳城爆炸案為代表的各類突發事件”，2016年是“以‘雷洋案’為典型的執法規范爭議”，2017年則是“經濟、社會問題反滲”。在輿論焦點不斷轉移下，政法網絡輿情類型呈現出更為多樣的特征：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成效實現全線展播，司法個案與法治體系形成良性互動，冤假錯案的集中糾正彰顯司法公正，政法隊伍素質提升助力了形象工程建設；與此同時，暴恐事件重塑了社會治安認知格局，經濟社會問題不斷反滲政法領域，法律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引發諸多新問題，群體性事件的風險來源也逐步由環境維權轉向經濟維權。這一系列變化顯示了政法網絡輿情的類型變遷，映射了深刻復雜的社會形勢，為我們把脈政法工作提供切入點。 圖1：近五年政法網絡輿情類型特征 1．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成效全線展播 黨的十八大明確要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以來，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2014年，分工方案、框架意見等細則陸續發布，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司法責任制、員額制、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改革措施全面推進，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3批先后開展改革試點。據2017年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此輪司改的129項任務中，118項已經出臺改革意見，11項正在深入研究制定改革方案，巡回法庭、跨行政區劃法院檢察院、知識產權法院等改革成果落到實處。 圖2：司法體制改革新聞報道數量趨勢 圖3：司法體制改革新聞報道領域分布 五年來，這一階段司法體制改革的諸多頂層設計已經轉化為司法體制的現實柱石，由此展開的改革進程播報、改革成果宣傳活動立意高、戰線長、覆蓋全，議題設置豐富，宣傳動員充分，參與互動廣泛。據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統計，2012年至2017年，有關司法體制改革的新聞報道共計52.8萬余篇，并呈現出連年上漲趨勢。公安、檢察院、法院、司法行政系統各有側重，特征鮮明。在這樣橫、縱雙向的議程設置下，輿論充分感受到政法機關銳意進取、革除流弊的決心，全社會對司法體制改革認同感提升，法治自信上揚。 2．司法個案與法治體系良性互動 2013年11月，勞教制度正式廢止，這一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過積極作用的制度因不再適應社會發展而退出歷史舞臺。有輿論認為，2012年發生的“唐慧案”導致了勞教制度廢止。但實際上，當時有關勞教廢止的研究和討論持續已久，“唐慧案”與勞教廢止不是因果關系，而是促進關系。這種個案與法律、輿論與司法的良性互動在政法領域樹立榜樣，促使政法部門從個案中汲取經驗，不斷加快完善司法體制建設的步伐。如山東“徐玉玉案”發生后，公安部門統籌開展針對電信詐騙的專項打擊行動，最高法等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彰顯了政法部門見微知著的業務敏感性和雷霆出擊的執法張力。 由此可見，法治社會每一次進步，都是由一些標志性事件奠基而成。司法個案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包含立法、司法、執法在內的法治體系無法窮盡其細節，但從五年來的司法實踐看出，政法機關既能保持法治定力，又能不斷吸取個案中的經驗教訓，通過雙方互動實現法治體系的不斷完善已成為常態，有力助推了全面依法治國進程。 3．糾正冤假錯案彰顯司法公正 2013年，浙江張氏叔侄冤案平反；2014年，呼格吉勒圖案平反；2015年，陳滿案平反；2016年，聶樹斌案平反……五年來，政法機關尤其是法院部門糾正冤假錯案的步伐平穩有力。公眾在這一系列案件中，充分感受到政法機關有錯就改的法治精神，也切實看到了推進案件平反的法官、檢察官以及媒體人的法律信仰。分析輿論觀點時不難發現，在冤假錯案平反的留言評論中，正向聲音占據絕對主流，盡管在冤案追責上，業界、輿論尚存分歧，但司法公正的有力彰顯不言自明。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一句古語道出最樸素的真理。對于政法機關，推行新實務不難，但推翻舊結論往往陷入影響司法公信的憂慮。以法院為代表的政法機關在過去五年里重審、重判一批冤假錯案，踐行唯法律是從、摒司法糟粕的信念，還被冤者以公道、給公眾以交待，最終樹立起司法公正新標桿。 4．經濟社會問題反滲政法類輿情多發 自2015年泛亞、e租寶、3M等投資詐騙案被定性以來，民間借貸跑路、非法集資崩盤的事件此起彼伏。因其涉案人數眾多、金額巨大，政法機關不僅在案件偵查、審判過程中面臨較大壓力，還需要實時排查、處置案件觸發的不穩定因素。此后，金融詐騙、非法傳銷引發的社會問題也不斷蔓延，政法機關輿情應對和處置的壓力與日俱增。2017年，這種經濟、社會問題向政法領域的反滲最為突出，“善心匯”等傳銷組織的崩盤和群體聚集讓反滲的形式上升至影響社會穩定層面。 面對各類經濟、社會問題對政法領域的反滲，相關案件調查、審理、執行與治安維護工作成為政法機關不得不投入巨大精力處理的重點工作。而且，在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影響下，老問題還未解決，各類新問題還將不斷曝光，維護社會安定局面的棘手性恐日漸增強，政法機關面臨巨大挑戰。 5．群體性事件風險由環境維權轉向經濟維權 2007年廈門PX事件發生以來，環境維權成為敏感詞，頻繁刺激公眾神經引發群體性聚集事件。2012年，四川什邡宏達鉬銅項目群體性事件、江蘇啟東PX事件、浙江鎮海事件陸續發生，“鄰避效應”讓很多可能涉及環境污染的大型項目陷入政府支持、公眾反對的尷尬境地。2012年之后，此類現象仍保持易發態勢，云南昆明、廣東茂名發生的PX事件，江蘇連云港出現的反核風波等，都重復著“項目啟動——公眾抵制——項目暫停”的模式，但此類事件數量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在繼發的群體聚集中，公眾情緒也由群情激奮向客觀冷靜過渡，打砸、沖擊等激烈性沖突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靜坐、散步等既能避免直接沖突，又能表達訴求的溫和形式。促成這種轉變的原因，一方面是公眾法律素養的提升，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門處置中硬性手腕向柔性方法的轉變。此外，隨著網絡環境的逐步清朗，群體聚集中的一些煽動性、暴力性信息被有效控制，境外勢力遠程煽動的渠道被阻斷。 伴隨十九大報告“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的理念不斷深入，環保制度將更趨嚴格，環境維權類輿情事件的減少已成定局。但涉及傳銷、詐騙、討薪的經濟維權行為在近年來出現抬頭之勢，相較于環境維權中保護自身健康的共同訴求，經濟維權中形成的經濟利益共同體也具有強烈的群體驅動力，其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及由此衍生出的輿情風波，考驗著包括政法機關在內各級政府的輿情處置水平。 6．法律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引發新問題 隨著互聯網的全面發展，其對經濟、社會以及個人生活的重塑力日漸顯現。一些建立在非網絡時代的制度、規章乃至法律，都面臨落后于時代發展的窘境。據《法制日報》2016年統計，我國與互聯網相關的法律法規共800余件，而針對互聯網的專門法律只有10部。雖然2016年《網絡安全法》的頒布，讓互聯網安全領域有法可依，但在其他領域，如共享經濟的權責問題、互聯網金融的準入規范與運營監管等，都亟需出臺新的法律法規予以保障。2016至2017年，這一問題通過諸多輿情事件暴露出來，如網絡詐騙、校園貸違規運營致多人死亡，招聘網站疏于監管致大學生誤入傳銷組織等，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因制度空白仍無定論，有關涉事企業、監管單位的處置無法可依。 除了以上新現象，一些舊有問題因長期未得到改善而持續引發爭議，典型如涉槍的執法、司法爭議。從2013年的廣西貴港警察酒后槍殺孕婦，到2014年的云南鎮雄男子駕車沖撞人員被擊斃，警察執法中的槍支使用規范為公眾所詬病。到2016年、2017年的四川達州少年網購仿真槍被判無期，天津老太擺射擊攤被認定為非法持槍等事件，司法審判中的槍支鑒定標準、涉槍犯罪量刑繼續遭到輿論非議。涉槍法律法規與現實社會發展的部分脫節是導致此類輿論爭議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面對一系列新現象、老問題，法律的發展還需加快腳步，在解決沉疴痼疾的同時適應新興環境，減少法律滯后帶來的衍生問題。 7．暴恐事件重塑社會治安認知格局 近年來，以“伊斯蘭國”（IS）為代表的恐怖勢力猖獗，西方國家國內的恐怖襲擊風險增加，受國際反恐形勢的影響，我國國內恐怖襲擊風險日益嚴峻。2014年，接連發生的昆明“3·01”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烏魯木齊火車南站“4·30”暴力恐怖襲擊事件，一度讓我國反恐形勢陷入緊張局面，社會安全遭受巨大沖擊。在這樣的背景下，以政法機關為重要組成的國家維穩力量重拳出擊，一系列從上而下的舉措增強公眾安全感。2013年，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成立；2014年，政法機關開展專項行動，聯動加強公共場所安保措施，開展一線警察用槍培訓，清理涉暴恐音視頻等；2015年，《反恐法》頒布。這些舉措一方面在實體上織造反恐工作的天羅地網，另一方面也形成此起彼伏的輿論話題，增進公眾反恐工作認知，重塑社會安全認知。 從世界范圍看，國外恐怖襲擊頻發，以及“獨狼”類事件凸顯，顯示反恐局勢不容樂觀。雖然2014年之后，我國未再發生過大規模恐怖襲擊，且在其他國家恐襲的反襯下，我國良好的治安環境廣受褒贊，但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反恐工作在廣度、深度、力度上還難以放松。 8．政法隊伍建設工作仍有較大提升 2012年及之前，包括政法干警在內的公職人員“雷言雷語雷行為”三雷頻發，且政法輿情處置中，不處置、亂處置現象經常出現。但隨著中央“八項規定”等廉政建設措施的陸續出臺，以及反腐敗行動的深入推進，公職人員行為被嚴格框定在法律、規章的范圍內。而且，隨著國家層面對輿情工作的日益重視，以及中辦、國辦一系列輿情回應機制的穩步建立，輿情工作的規范化程度加深，政法機關輿情回應的比例、速度、態度向好趨勢明顯。更重要的是，政法自媒體建設在過去五年間迎來了跨越式發展，政法機關利用官方網站、微博、微信公眾號搶占話語權，強化政法隊伍宣傳，打造了積極的政法形象。 政法隊伍負面事件減少、網絡輿情處置規范、正面宣傳力度加強三方面的改變，讓政法機關形象煥然一新。但與此同時，一些問題仍然存在，如基層政法人員執法、司法不規范仍受詬病，輿情處置出現表面化、拖延化、壓制化的苗頭，以及宣傳用力過猛，政法自媒體不恰當的“抱團”等。總之，政法機關形象的維護、提升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各項工作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網絡輿情處置篇 近五年來，政法網絡輿情處置走上了越來越規范的道路。政法網絡輿情的回應率總體呈上升趨勢，回應態度大幅改善，多以積極溝通、協調處置為主；輿情處置更加精準，網民滿意度不斷提升。總體來講，政法機關對網絡輿情處置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網絡輿情應對的思路、想法、手段、技巧、渠道運用愈加成熟。但是，網絡輿情處置水平仍有繼續提升的空間，輿情平息率小幅下降則提示政法機關需注重輿情處置的“閉環”，減少輿情二次發酵的可能性。 1．網絡輿情應對規范文件和要求愈加具體化 圖4：政務公開、輿情回應規范文件發布時間軸 十八大以來，輿情工作受到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就開展網上輿論工作多次提出要求。相關政務公開、輿情回應的規范性文件和具體方案陸續出臺，地方黨政機關根據意見要求，積極發布適用于本地方的輿情應對意見，使得輿情工作在制度規范上得以自上而下建立起來。 在相關規定制定方面，2016年2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對輿情工作提出綱領性要求；同年8月和11月，國辦先后印發了《關于在政務公開工作中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回應的通知》《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對輿情回應的時間、形式、要求、所要取得的效果作出具體規定，并發布了相關懲戒意見。縱觀上述三個文件，第二個文件是根據第一個文件的內容細化而來，第三個文件作為實施細則，則是第二個文件的升級版和細化版。此外，云南等地方政府也發布相關文件，指導網絡輿情應對工作。 在上層建筑的加持和約束之下，五年來的政法網絡輿情處置工作朝著愈發規范的方向發展，地方黨政機關由原來的基本無標準、各自為政，到現在從指導思想和具體實操都有規可循。具體來看，相關文件從概念化的要求和理論性的指導思想，逐步深化、細化至可落實和參考的具體實施意見，以及可量化的衡量指標，這既為政法網絡輿情應對工作向好發展提供了客觀要求，也把政法機關拒絕回應或不規范回應輿情的歪路徹底封堵。隨著輿情工作的不斷發展和人民要求的不斷提升，當前的規定還將隨之出現調整和修訂，以更加科學、合理的姿態指導政法網絡輿情工作。 2．網絡輿情應對思想更加包容和開放 與當前網絡環境日新月異的態勢相比，在此前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一些政法干警的思想存在與互聯網時代脫節的狀況，認識上的局限和不足直接導致思想上的閉塞和固化，對互聯網媒體、新媒體表現出恐懼、敵視心態，秉持傳統媒體思維應對互聯網時代的網絡輿情危機，如2012年、2013年“雷言雷語”類輿情頻發，官員與媒體記者產生沖突誘發輿情等。但最近兩年來，包括領導干部在內的政法機關工作人員都對網絡輿情工作表現出很高的重視程度和敏銳度，因個人原因導致的輿情數量有所下降，而這取決于思想上更為包容和開放的轉變。 思想轉變的一個表現是，在政法網絡輿情應對工作要求上變得更加積極應對，更加注重提高網絡輿情引導的技巧和能力。如各級領導干部強調要加強網絡輿情引導，對輿情工作提出要求和建議；加強網絡輿情培訓，開展輿情會商，與其他關聯部門建立聯動機制等。 思想轉變另一表現是政法干警更加主動融入主流輿論場，如開設個人微博等，傾聽和接納工作和私人建議，充當網民跟帖留言，身體力行了解網民的思想和動態、分析網絡輿情事件的發展變化和經過。對于網絡輿情也表現出了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心態，輿情策略由以往的以行政命令進行“封堵刪”，到要求相關部門進行合理引導、處置、管控。 3．政法官微使用率、影響力顯著提升 十八大以來，隨著媒體行業的不斷發展，公眾對其概念以及形態有了不同的理解，尤其是新媒體。2012年以前，新媒體更多指的是網絡媒體或者微博，而在當前，除了微博之外，還包括社交媒體、知識分享類應用、視頻類直播軟件等各類網絡平臺。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導致網絡輿情的來源以及發酵路徑愈發復雜化和多元化。相應地，政法機關網絡輿情回應所使用的渠道也隨之發生調整。2016年，政法機關通過官方微博或微信進行輿情回應的比例已經達到38.5%；到2017年第三季度，超過一半的重大熱點案事件，相關政法機關通過官微進行回應，如上海民警絆摔懷抱兒童婦女、南京火車南站的猥褻事件、深圳沃爾瑪砍人事件等。可見，利用新媒體渠道快速進行輿情回應，已經成為各級政法機關共識。 不難發現，自濟南中院微博直播薄熙來案庭審獲得廣泛認同和巨大成功之后，政法機關官方微博、微信的影響力和動員力取得長足進步，主要表現在積極擴大官微數量搶占更多輿論話語權，主動設置議題、融入流行元素，獲得公眾認同感等方面。在接下來一段時期，政法官微如何以更加積極的方式去適應更多媒體形態，繼續做好輿論引導工作，仍然值得相關部門深思。 4．輿情回應率明顯提升 平息率出現小幅下降 2013以來，隨著網絡輿情應對規范性文件更加具體，網絡輿情處置思想更加開放，政法機關對輿情預警的準確把握更加凸顯。具體來看，政法網絡輿情回應工作的整體力度得到加強，回應率明顯提升，從2013年的59.9%上升至2017年上半年的83.3%。政法網絡輿情應對的各項規定及措施在基層政法機關內部得到充分落實，輿情處置從針對個別敏感案件到普通案（事）件，呈現更加普遍化的趨勢。 圖5：網絡輿情回應率與平息率占比趨勢圖 還需看到的是，網絡輿情回應率的提升并沒有帶來平息率的正向響應，統計發現，網絡輿情平息率反而出現小幅回落，從2015年的59.2%下降至2017年上半年的45.3%。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一是回應變成了刺激源，引發了新的輿情震蕩，“回應——演化——新回應——再演化”成為常態；二是“假面性”輿情處置策略泛濫，即“回應速度快了”“解決問題慢了”，“處置態度好了”“實質進展沒了”，“重拿輕放”“拖延”成為個別部門平息網絡輿情的首選策略，增加了二次輿情爆發的風險。目前，政法網絡輿情處置工作仍處在不斷加強和完善的過程中，輿情回應率與平息率同步提高也將成為未來判定政法網絡輿情處置效果的必然要求。 
